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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熙第十子允锇怎么没被雍正清算了

1、说起允锇这个康熙第十子，我们还是先从康熙朝两废太子，九子夺嫡说起。

2、康熙一生勤政爱民，谁料到其嫡子二阿哥胤礽，身为太子却行止有亏，被康熙两废太子，彻底失势。

3、储君之位空缺，众皇子皆有觊觎之心。康熙共有二十四子，有九个儿子参与了储君之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子夺嫡事件。

4、其中，以老八胤禩、老九胤禟以及老十胤锇、老十四允禵联盟的八爷党，与老四胤禛争夺最为激烈。最终老四胤禛成了笑到最后之人，承继大统，史称雍正帝。

5、雍正生性严苛，登基后暂时隐忍，只待政局稳定时机成熟，就开始清算九子夺嫡时的旧恨。

6、雍正四年，他将允禩允禟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剥去宗室身份，圈禁致死，就连同母弟允禵都被圈禁，而作为铁杆八爷党的允锇却只得削爵，没有实际圈禁，能得以善终。

7、那允锇为何未被雍正清算呢？且听有书君为你娓娓道来。

8、一，草包十爷性格直爽简单，能力有限。

9、允锇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他天资一般，在众多才华横溢的兄弟中，只能算是愚钝之人，甚至有人将其称为草包十爷。

10、也许他并不是那么蠢，只是他的参照物都是人中龙凤，他只有当陪衬的份了。

11、他生性直肠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太多的政治心机，他只顾自己嗨的爽，并未有未雨绸缪结交朝臣的远见卓识。

12、因而他加入八爷党，自己并没有继位野心，只是打酱油的角色而已。八爷党真正的核心智囊则是允禩、允禟、允禵。

13、我们再看看允锇获罪削爵始末，雍正元年，有几位藏地到北京朝拜，却突然逝于北京，雍正令允锇将骨灰护送回喀尔喀蒙古。

14、允锇养尊处优，又怎肯做这样的苦差事，他推脱不掉，只得启程。

15、可是这位十爷只到了张家口，就自行停滞不前了。雍正怪责他，没成想这位王爷竟然在奏折中直言“雍正新君”，以雍正的暴脾气，怎能不严惩他呢？

16、可雍正并未直接下手，而是令允禩拟罪，他又假意不忍苛责弟弟，只将其削去爵位，并押回京拘禁。雍正将责任皆推给了允禩，自己反落得爱弟之名，其心机之深无人堪比。

17、我们再看这位十爷的获罪言行，怎么看都不像一位能运筹帷幄，心思缜密之人，颇有一些孩童般率性而为的直性，没有懂得隐忍，懂得韬光养晦的心计。

18、这也是雍正对其无太多忌惮的原因吧。

19、因而雍正清算允禩允禟时，并没有给允锇再加罪责，反而任其自生自灭。

20、有书君觉得，雍正清算兄弟并不只是清算夺嫡旧恨，更想清君侧。他不光清算了八爷党，昔日有能力与之夺嫡的兄弟都在清算之列，就连三哥允祉都被圈禁了。至于朝中党羽众多、城府最深的允禩、允禟，还有握有兵权的允禵，当然是其重点清算对象了。

21、而允锇一无政治大智慧，二无朝臣拥泵，三无兵权，属于三无王爷。他身后没有允禩等智囊团，掀不起大浪。雍正留着他也乐的延续自己爱弟的好名声喽。

22、允锇别看愚钝，可其母族背景相当深厚。其生母温僖贵妃，是康熙朝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又是康熙孝昭仁皇后的妹妹，其在宫中位分只在皇后之下。

23、温僖贵妃母家钮祜禄家族，能一门同时出两后妃，其家族背景势力之大，在朝廷中的根基不是随意就能撼动，这些足以抬高允锇在众皇子中的地位了。

24、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允锇在众兄弟中，除了二哥允礽是嫡子之外，其身份地位无人能与之比肩。

25、我们且看允禩生母良妃，出身辛者库身份低微，允禟之母宜妃虽受康熙宠爱，可其位分远低于钮祜禄氏两姐妹。从而在子以母贵的清宫，允禩纵然才华卓绝，其身份背景亦是他夺嫡的阻碍。因而允禩允禟九子夺嫡时，将允锇拉入八爷党，并不是考虑其才能，只想利用允锇的背景势力，增加他们夺嫡胜算。

26、雍正在清算夺嫡旧恨时，也不得不考虑允锇母族背景，牵一发而动全身，清算一个允锇就可能扰乱臣心，动摇刚刚稳定的政局，倒不如对允锇网开一面，送钮祜禄家族一份人情。

27、而雍正面对允禩允禟，就不如此客气了。允禩生母身份低微，其母家不足惧。允禟生母虽是康熙宠妃，可是康熙已逝早无恩宠可以倚仗。

28、雍正没有了顾忌，其下手之阴毒真的不留一丝温情。尤其是他对允禟更是毒辣，据说允禟被圈禁后，一直受尽刑罚折磨很快逝去。

29、有书君觉得，雍正除了顾忌允锇的母族背景，还有一层原因则是允锇生母早逝，与后宫无太多恩怨纠葛。

30、而雍正之所以待允禟更加残酷，与其生母宜妃对雍正母亲有僭越之行，有很大关系，雍正一举报了母子之恨。

31、雍正继位之初，就有传言皇位本该属十四爷允禵，是他篡改遗诏得位不正。胤禛之所以取号雍正，就是为了抨击传位不正的流言。

32、他已经清完君侧，如果把所有兄弟一网打尽，只怕更会留下得位不正报复的口实，那就留下最无能的允锇掩掩众人之口喽。

33、易中天曾评论雍正“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

34、雍正是有仇必报之人，他不寡恩，不无情是有选择的。只要威胁到自己的帝业，他都刻薄冷酷，其对允禩允禟诚如是也，就连同母弟允禵都不能幸免。允锇才能有限不足惧，其背景势力可以借用，雍正对其就不寡恩，不无情，反而能减少其对兄弟薄幸之名，顺便彰显一下自己得位之正。

35、允锇过着闭门王爷生活，熬过了雍正，在乾隆二年得到完全自由，并被封为辅国公，卒于乾隆六年，享年59岁。

36、他是九子夺嫡失利者中唯一能得善终者，看来聪明有时不一定能救己命，曾有人说他是装傻，无论怎样也是傻人有傻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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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阿哥身边谋士

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敦郡王胤誐，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胤禵，裕亲王福全、满都护、景熙、吴尔占、苏努、阿布兰、佟国维、阿灵阿、揆叙、王鸿绪、阿尔松阿、鄂伦岱、何焯、秦道然、张廷枢、普奇、马尔齐哈、常明、徐元梦、巴海、法海、查弼纳、萧永藻、高成龄等

三、清朝的是怎么一回事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即不承认有）；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斩监候。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

此案发生在清朝康熙二年(1663),是康熙朝首例案.浙江吴兴县巨富庄廷龙以重金购得原明朝相国朱国桢所著《明史》,据为己有,并请人刊刻.其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没有写清帝年号,而写南明年号,多有指斥满清之语.案发后,刑部遣侍郎审理此案.但此时庄廷龙已死,朝廷仍下令开棺戮尸,并株连七十余人,包括庄廷龙之弟及为此书作序者,刻者,读者,藏书者等.

此案是雍正朝发生的一个典型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经隆科多荐举官至礼部侍郎.雍正继康熙称帝后,着手搞掉详知雍正上台内幕的隆科多.于是查嗣廷首当其冲地成了借口.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嗣廷在狱中冤死,仍被处以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案例分析]康,雍,乾三朝的大一百多起,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滥肆株连.迫使当时的知识界都"惧一身之祸",而埋首书斋,钻故纸堆,致使清初颇有生气的学风,逐渐为繁琐考据之学所代替.清王朝大兴充分暴露了皇帝的,是清朝极端主义的突出表现.

又称"《坚磨生诗抄》案",是乾隆朝最著名的.胡中藻是雍正宠臣鄂尔泰的门生.乾隆继位后,对鄂尔泰等前朝遗臣在朝中势力有所顾忌,于是便着意兴起胡中藻案,以打击鄂氏朋党.乾隆二十年(1755),朝廷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YAO)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因为这样种种罪名,胡中藻被判处斩首.同时鄂尔泰撤出贤良祠,其侄鄂昌因与胡中藻交往过密,也被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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