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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历史上有哪些人配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评价
2. 天津出现过哪些名人
3. 上海松鹤园名人
4. 出生在四川的明星、名人、科学家和著名主持人有哪些

历史上有哪些人配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评价

【2018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2周年，谨以此文，怀念最敬爱的人——周总理】

作为一名80后，如果只能选1个，只有周恩来总理配得上。仅仅是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就足以配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8个字！

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在作品《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说道：

“周总理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谈和谈话57次。”

从患病到住院，周总理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政治苦旅；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会见各国来宾60多次，离世时体重不到60斤。

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人民的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了他，又有谁当得起呢？

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他和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他忍受了许多恶意“误解”与人身攻击，委屈与不公几乎伴随了整个患病过程。为了维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在“**”期间能正常运转，他努力再努力，坚持再坚持，直到停止呼吸。

**同志这样评价周总理最后岁月的抉择：“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呕心沥血，积劳成疾

1972年5月15日，西花厅。

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张良佐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个字。

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

自从周恩来从玉泉山治疗回到西花厅后，他回到了原来的工作状态，这让张医生也回到以前提心吊胆的状态中。

当时纪东在秘书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老是看见张医生劝总理作全面检查，而总理每次听到医生的好言相劝，眼神里都会透着不情愿，低声恳求医生：

“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鞠躬尽瘁，苦撑危局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

如果党**了，国家**了，军队**了，后果将不堪想象。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漩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

但是，身为党**主持工作的**、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

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同志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溘然长逝，死而后已

有一天，周恩来感觉自己精神还不错，他让妻子坐到病床边，两人又说起话来。

周恩来主要说自己的病情，他让**问吴阶平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走以后，不仅不要责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谢医疗组和关心照顾他的所有人。

这些话说完，重病中的周恩来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两句，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说了一句：

“一切都拜托你了。”

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谢幕。

1976年1月11日下午4时30分，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沿途马路两旁挤满了送行的人。“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长安街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长街。数百万悼念的群众把十里长街变成了一条充满着哀痛和愤怒的河流。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1976年1月15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走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一个经受并战胜无数磨难的伟人，永远矗立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鞠躬尽瘁死而已，世间再无周恩来。

如果可以用我一生的生命，哪怕只换回你100天的重生，我愿意，我相信很多人愿意。

这个回答，我是流着泪写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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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出现过哪些名人

张伯苓（1876年～1951年）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丙子二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其生长在一个中等市民家庭，父亲是一名到处奔波的戏曲琴师（沽上人称“琵琶张”）。清末政治**，社会动荡不安。张伯苓自幼聪颖刚直，见义勇为，常为弱者争公讨理，助人为乐，又酷爱学习，因家寒依附别人私馆就读。

此时正直清臣李鸿章大力开办洋务，在天津成立北洋水师学堂，官费学习，每月津贴白银四两五钱。年仅14岁的张伯苓便考取北洋水师，苦读5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名列第一，1894年张伯苓以优等夺魁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20岁的张伯苓被派往“通济舰”服役3年，习枪炮**和驾驶。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甲午败绩，西方列强欲食肉瓜分中国。英帝强租我山东威海卫，清廷应允。而威海卫在甲午战争时，为日帝所占，列强协议英强租借，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轮前往办理接收、转租手续。张伯苓随往，亲睹“国帜三易”（接收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又改悬英旗。），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先生为雪国耻，痛感欲救国危，非造就爱国人才不可。欲造就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发教育遂救国宏愿。

1898年，张伯苓毅然弃武从文，决心兴办新学，教育救国，当年11月应津门清府著名翰林严范孙廷聘，在严馆授西洋学（英、理、算、化诸科）。1901年应天津名绅王奎章之请至王馆教西学，此时先生上午在严馆，下午至王馆，约六载。1904年严范孙先生与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中学大学教育，见日教育发达，愈感“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必从教育入手”。归国后严公与先生商议成立中学堂，当年10月王、严两书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1907年中学成立4年，学生人数骤增，校舍难容。吃紧之时，津门邑绅郑菊如在“南开洼”捐地10亩，是年2月23日教职、学生迁入南开新校，校名改称“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先生，为教育救国，到处奔波筹款办学，为把南开教育创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曾征求全国教育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卓见，多次出国考察教育，吸收西方教育科学加以“土货化”为我所用，办出高水评的南开教育体系。其办学体系宗旨在于造就人才。培养救国建国栋梁人才和领袖人才，因而治学严谨，礼聘名师，亦图强建国，施行高质量水平教授。为培养我国高级建设人才，又于1919年9月25日创立南开大学，1923年9月成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8月成立南开小学。

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校长爱国抗日，曾多次组织师生到察哈尔省慰问抗日同盟军将士，积极支持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行为。1934年10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宁园召开，南开啦啦队同学举旗组成“勿忘国耻”字形，进行表演，当即受到日本领事机构的“抗议”。由于日本**的魔瓜已伸向东北，先生高瞻远嘱，1936年3月命中学部喻传鉴主任到四川重庆筹建南开中学，当年9月开学。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惨遭日寇轰炸，天津南开中学迁往重庆与渝合并，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与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抗战时期重庆南开屡遭日寇狂炸，南开中学不断修整、扩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高质量高水平办学，因而重庆南开在大后方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张伯苓校长命黄钰生、喻传鉴先生回津办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复校工作。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父子先后三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劝张伯苓校长一同去台湾，匀被先生以“不原离开大陆，不愿离开南开学校师生”为由加以拒绝。张伯苓校长从1898年至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他把整个一生献给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上，他把整个心血倾注在南开教学上。他制定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培养着救国力量。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则是把爱国教育放在首位。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张伯苓先生向毛主席致电表示祝贺。同年5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接先生回北京。9月15日张伯苓先生欲回天津，周总理与夫人**在**西华厅设宴饯行。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终年75岁。周总理专程来津张宅吊唁，并以“学生周恩来”名义送花圈，以志哀思。

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一位教育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实践家。他的卓越成就，曾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是近代天津名人之一，更是天津人民的骄傲。

上海松鹤园名人

走进松鹤墓园的名人墓区，一排排整齐的墓碑各具特色，能看出墓主人生前的名望与显达。“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先生就葬在我们松鹤墓园里。”松鹤墓园营销部部长孙丹萍介绍，胡厥文的墓前立着他和妻子的雕塑，身后是青松翠柏，每年冬至前后，总有前来祭扫的各界人士。

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嘉定县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是杰出的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直到现在，他在黄渡开办电灯公司、支援抗战的事迹仍在口口相传。

“曾任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本可落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但他生前一直渴望叶落归根。”孙丹萍说，作为上海较早批准设立的经营性公墓，松鹤墓园原先1号门所在地，正好是胡家老宅的大概位置，“因此，胡厥文的骨灰被一分为二，一份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份则放在了松鹤墓园。”

“‘松鹤墓园’4个字就是胡先生的手迹。”孙丹萍介绍，在胡厥文选择落葬松鹤墓园后，墓园方面赴北京邀请胡厥文题词。但由于胡厥文当时卧病在床，身体虚弱，已经无法题词，他的夫人便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挑选出了“松鹤墓园”四个字，并盖上了胡厥文的印章。

越剧大师尹桂芳的墓也坐落在松鹤墓园，还没到冬至，她的墓前已经摆放了许多鲜花，甚至还有一些信件。“尹桂芳是著名的越剧演员，她去世之后，也有很多戏迷会来看她。”孙丹萍介绍，尹桂芳没有子女，与她关系深厚的弟子、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赵志刚，每年4月初都会带着同门前来祭扫。

离松鹤墓园不远的长安墓园里，安葬着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先生。1949年全国政协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当时曾联松从报上知道这个消息，就设计了“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的五星红旗，并得到了采纳。

“1999年曾联松在上海去世后，骨灰暂时放在当地的龙华烈士陵园，直到2004年他的骨灰正式入葬长安墓园。”墓园工作人员介绍，曾联松家人最终选择落葬嘉定，看中的是嘉定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长安墓园，还有大家熟悉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墓前竖立着他的雕像，一米多高的身材十分瘦小。1949年他被**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下的松林坡，牺牲时年仅8岁。据介绍，“小萝卜头”的姐姐居住在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许晓轩（《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落葬在嘉定，几经周折，将弟弟的墓从重庆迁至嘉定，与许晓轩为邻。

“除了胡厥文、尹桂芳、孙祖勃、秦瘦鸥等名人墓，近年来，著名经济学家费方域、化学家施文芳、书画家鞠国栋去世后，也选择葬在松鹤墓园内。”孙丹萍说，名人墓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后人缅怀时，能直观了解到历史名人的事迹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比书本内容更令人震撼。

出生在四川的明星、名人、科学家和著名主持人有哪些

提到四川，人们自然会想到“天下山水在于蜀”、“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九寨天下奇”等优美的赞誉，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

5000余年的巴文化、蜀文化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文明的灿烂华章。

巴蜀大地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出现过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李调元、巴金等文化巨匠和很多领域的文化名人。今天重点介绍**等开国将帅。

**（1886―1976）四川仪陇人。伟大的**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党和中华人民**主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派的第—枪。

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毛**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第四军，与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为开辟华北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

1940年5月回到延安，协助毛**领导各敌后根据地抗战。为战胜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指导推动大生产运动，培育出“南泥湾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战略决策，协助毛**指挥各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他深入前线，协调解决部队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

他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协助毛**指挥辽沈、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彻底推翻****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人民****、国家**，党****。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委员长等职务，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

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第4军师长，第22军军长，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3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指挥和参与指挥过黄桥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之一，十大元帅之一。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

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等职。

参加过长征，参与指挥百团大战和大同集宁、张家口、易满、保南、正太、青沧、保北、大清河北等战役，参与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爱萍，四川省达县人。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伯钧，四川省达县人。

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傅钟，四川省叙永县人。

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川籍的开国中将和少将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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