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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戊戌变法”为何只推行了短短百余日，就失败了
2.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活动的主要内容与不同的影响
3. 1898年9月 慈禧发动戊戌** 被杀害的维新派人士有
4. 为什么说戊戌**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变法的问题，而是**争夺的问题

“戊戌变法”为何只推行了短短百余日，就失败了

甲午战败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但与此同时，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在逐渐觉醒。

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和对洋务运动的反思，以“康梁”为首的维新人士，掀起了一场思想上的改良运动，给这个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算是带来了“死里求生”的一线生机。但这次改革依靠的最高人物，却是一个没有掌握实权的皇帝，没有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支持，这又注定了这场改革将会“异常艰难”的进行，最后的结果也是不尽人意，以“戊戌**”而落下帷幕。但这其中失败的缘由颇值得我们思考。

改革的失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中国资产阶级，不像是西方那样经过长期的斗争而强大起来的，它是由晚清的地主阶层和官僚阶级逐渐转变而来的,在晚清统治时期，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让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必然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要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本身没有实力和能力去生产机器设备,因为它实在是太弱小了，和封建势力比较起来，它没有多少钱，更没有多大的权，自身就具有先天不足的缺点。它不得不从外国资产阶级手中购买武器装备。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又不可避免地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要受到**的压迫。

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时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和外来**的双重压迫，这就决定了它很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去发展壮大！

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异常强大

光绪主政期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慈禧手里。而且掌握地方**的也大都是慈禧太后的爪牙,他们都是一群典型的“封建思想”的代表，对于新法的推行，自然是百般阻扰。

而维新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等等，他们都不是当权者，他们只是一些没有实权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文人，他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他们的依靠者光绪皇帝，也只是一个傀儡皇帝，他只是慈禧的台前“代理人”，真正的幕后操盘手还是慈禧太后。

因此当他们在发动**时，就显得非常的被动、难堪，对于此现象，他们却又是无可无奈何。在“变法”的这条路上，他们必然会超乎寻常的困难而前行，至于能走多远，还是慈禧太后一句话的事情！

维新派发起的变法人士都是上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很是缺乏了解，没能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在那个“民智未开”的年代，交通又极其不利的前提下，就算是颁布了很多措施，老百姓也是很难知道，即使知道了，也很难理解。所以维新派是很缺乏群众的基础的。

另一方面，他们却又非常害怕人民,他们看不到隐藏在人民群众中，伟大的革命力量。维新派未能提出一个，充分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它只注重于高层的动向，忽视了基层的“渴望”。最令人遗憾的是,维新派在戊戌**后，它仍然没有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以及拥有自己的军队的的重要性。

四、变法过程中，过于急于求成

当维新派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后，开始推行政策时,他们急于求成,主张“快变与大变”的改革方式。光绪帝在103天的时间内,接连发布了关于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二三百条。此种变法过程，急于求成，即没有考虑到变法措施的可行性，也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可接受程度！

这种变法过程，可以说它在战略上其实是错误的！

五、封建残余思想和“君权”的束缚

这场“戊戌变法”运动，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人士发起的，而他们依靠的阶级——资产阶级，它本身就是变法能否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而来壮大自己。而维新派企图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而不是依靠自身强大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君权”思想的束缚也阻碍了这场变法的推行。

最终这场轰轰烈烈的改良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发动的“戊戌**”而草草收场，宣告破产。主张变法的维新人士不是逃亡的逃亡，就是被杀害的杀害。

纵观这次变法运动的失败，依靠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实权、自身阶级力量的弱小、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变法过程中急于求成、战略战术的错误，这些都是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

图片来自网络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活动的主要内容与不同的影响

相同点：

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阶段，清**极端**，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都为改变现状，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不同点：

领导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制，保留皇帝；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

戊戌变法靠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是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扩展资料：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

改革**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1898年9月 慈禧发动戊戌** 被杀害的维新派人士有

主要杀害的是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史称戊戌六君子。慈禧发动**的主要原因一是戊戌变法损害了许多顽固派的既得利益，二是变法人士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一味急躁，操切弄事，不善于团结同情和支持改革的力量。

三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被袁世凯告密，引起慈禧等人恐惧。

为什么说戊戌**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变法的问题，而是**争夺的问题

戊戌变法时新旧两派的斗争，所争者多属于“人”的问题，“法”的问题反居于次要地位。换言之，是两派人在争夺**，决非单纯为了政治理想。

首先旧派反对康有为个人。按康有为发表两部奇书（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本在于为变法找一历史理论根据，抬出孔子来震慑反对派，不意反因之树敌颇多。据说（梁启超语）曾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的翁同龢，也认为《新学伪经考》是经学家“野狐禅”。当他看完《孔子改制考》后，便向皇帝警告“此人居心叵测”。竭力倡导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见反对康有为者举国皆是，遂请毁两书之版，以息纷争而平众怒。与康有为甚接近的孙家鼐亦请旨禁《孔子改制考》。湖南叶德辉认为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主张“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其甚者，上书请斩康有为。朝廷中如文悌便攻击康有为“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一扫刮绝”。礼部尚书许应骙称：“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议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进。终日联络谏台，汇缘津要，托辞西学以耸视听，……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理衙门，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许应骙则更进一步攻击康有为的品德。

其次是主张变法的绝大多数都是汉人，满人亲贵自不能不疑惧。事实上推行新政的人士，确也有种族旧恨梗在心头，表现得最露骨的如谭嗣同。谭嗣同著有《仁学》一书，该书反对君主**，又认为比君主**更坏的事情，便是异族入主中国。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掳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

这一段文字将两百余年来汉人对满人仇恨一吐无余。他又说：

若夫山林幽贞之士，固犹在室之**也，而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是岂唯辱其人哉，实阴以吓天下后世，使不敢背去也。

抱有这种思想的人纷纷入掌大权，无怪乎满人要大为恐慌。新政中有诏令满人亲贵出洋考察，亲贵大哗，帝乃取消此令。又令“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听其自由”，满人表示反对。文悌（满人）曾对康有为说：“勿徒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便是满人竭力反对新政的肺腑之言。满洲亲贵的眷属得以经常入颐和园侍奉慈禧，乘间向太后诉苦这种疑惧的颇不乏人，对太后有极大的影响。无怪乎**发生时，慈禧要对光绪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再次便是废除八股所引起的纷争。废八股与兴学校，是维新中最重要的政令，也可以说是唯一涉及根本问题的措施。但因此举受影响的人太多，于是仍然牵涉人的问题，即新人与旧人之争。天下济济多士，穷毕生之力才研摹而成作八股文的本领，以求青云直上，光耀门庭，一旦废去，其心中之愤恨自不待言。而康、梁诸人，对废八股一事却非常坚持。觉醒了的在野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竟因此议而失去大多数为个人前途打算的士大夫之支持。梁启超戊戌年间在京城鼓吹废八股、兴学校激起众怒，险遭殴辱。反对新政的集团之所以声势浩大，与大家对废八股痛心疾首的心情大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说戊戌**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变法的问题，而是**的争夺问题。在摈斥康有为个人、满人恐惧汉人掌权、旧人因进身之阶被中断而反对新人的各种不同的动机之下，各方力量利害一致，结成旧派，对抗以光绪皇帝为首，想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的新派，结果是新派失败。对此梁启超看得最清楚，他说：“今旧党之阻挠新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害民也，实乃为了保持**而已。”简而言之，戊戌**不是因为变法而引起的**，而是因为变人而有的斗争。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实现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把保持**当作了目的。

争夺**得靠实力，再不然，也得运用极高妙的政治手腕才能成功。光绪皇帝是一个十足的傀儡皇帝，康有为起初对这一点并不了解，他拼命上书想说动皇帝，以为皇帝一采纳他的意见，便可以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经过十年的奋斗（自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维新），他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然后他才发现皇帝是傀儡。事已至此，他只得将理想暂时搁起来，先为皇帝争权。康有为争回帝权的方法，确不高明。康广仁便批评他的哥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谭嗣同颇有自知之明，他说：“嗣同之纷扰，殆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于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欲速则躐等，欲速躐等则无所得矣！”

谭嗣同的“性急”之短，与康有为的速变、全变政策相契合。新政诸人大都热情气魄有余、智虑缜密不足，如是艰巨的工作，而操切从事，焉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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